“我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丨纪念周光召诞辰97周年

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带走图纸资料。正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的周光召听闻，义愤填膺。周光召组织在杜布纳研究所的20多位中国科学家讨论了当前的局势，并起草了一封致二机部领导的联名信，他们在信中要求回国工作：我们时刻准备放弃我们的基础研究，接受国家交给的任务。

周光召(二排右二)在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参加学术讨论会

然而，周光召当时是北京大学讲师，重新安排工作需与北大协商，且其社会关系复杂。但钱三强深入了解后，作出判断：“这是一位少有的、在理论物理方面功底十分深厚的杰出人才，我无论如何也要促其实现心愿。”钱三强从莫斯科致电二机部部长刘杰：“我认为周光召较适宜九局理论组，但需在国内解决调干问题。”回国后，他又亲往北京大学做疏通工作，终使调动成功。

1980年广州粒子物理会议上，钱三强向海内外科学家介绍周光召：“他是中国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

1961年5月，周光召调入二机部北京第九研究所，担任理论部第一副主任，参加原子弹理论研究。

当时，第一颗原子弹的总体计算陷入困境。一个关键数据，科研人员耗时半年多，反反复复计算了九次，总是和苏联专家之前透露的数据对不上。周光召入所后立即投入讨论，他以深厚的理论物理功底，利用最大功原理，论证了苏联专家数据的不可能，由此结束了长达几个月的争论和徘徊，扫清了理论设计的障碍，大大加速了我国自行研制原子弹的步伐。这就是在突破原子弹原理阶段有名的“九次计算”。

1962年年底前后，周光召协助邓稼先完成并提交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在方案接近完成时，两人又亲自指导“理论联系实际专门小组”，每周讲课2-3次。胡思得院士回忆，周光召讲课从不用讲稿，在黑板上一边讲一边写，引导大家与他一起思考解题的思路。

中国首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

1974年,周光召与邓稼先等人游北京颐和园时合影（左起:黄昆、邓稼先、黄宛、周光召、杨振宁)

周光召与彭桓武的师生情谊，始于1952年。那年，周光召转入北京大学研究生，师从彭桓武先生，从事基本粒子物理专业研究。

1961年，周光召从苏联回国加入核武器研究所时，他的老师、时任二机部九所副所长的彭桓武先生，连说三声“好好好”。这简单三个字，是一位师长对后继有人的由衷欣慰。

在氢弹原理探索阶段，彭桓武指定了三条探索路径，周光召带领团队沿着其中一条深入研究。当于敏率领的小分队在上海突破氢弹原理后，周光召放下自己的研究，转而协助完善方案——这种“不争功、只成事”的胸怀，正是彭桓武等老一辈科学家言传身教的结果。

周光召(左)和老师彭桓武

周光召对年轻人的关怀，贯穿一生。

对胡思得院士，1963年初，周光召安排一批青年科研骨干去青海221基地。临行前，他特意找到胡思得，语重心长地说：“一个有作为的科学家，不仅要重视理论，而且一定要重视实验，要抓住理论与实验结果不一致的地方，发现理论或实验的不足，寻求新的突破。”

对杜祥琬院士，他叮嘱：“做国防研究时，不要放弃基础研究，这样才适应国际学术交流的需要。”杜祥琬院士感慨，周先生就是言行一致的榜样。

对贺贤土院士，周光召强调：“加强与核武器物理有关的基础研究、提高研究者的水平，是至关重要的，即使这些基础研究一时看不出与核武器的关系，但对于开拓研究者思路、培养研究能力也十分有意义。”在他的鼓励下，贺贤土院士在完成国家任务之余，积极开展高能量密度物理研究，做出了国际一流的研究工作。

对清华学子，2004年5月，周光召回到母校，勉励清华学子成为“毫无愧色地写在中国的历史上的人”。2011年，在与清华大学联合举办的论坛上，他叮嘱青年科学家：“尽管现在的诱惑很大，但做科研不要有压力，要扎扎实实把事情做好。”

1987年7月，周光召、彭桓武、戴元本等参加学生吴岳良博士论文答辩会

有人称赞周光召为原子弹氢弹作出的贡献，他却说：“制造原子弹好比写一篇惊心动魄的文章，这文章是工人、解放军战士、工程和科学技术人员不下十万人谱写出来的，我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

从钱三强的慧眼识才，到邓稼先的并肩作战，到彭桓武的师生传承，再到对后辈的殷殷嘱托——这就是周光召的那一代科学家的精神传承。而串联起这一切的，是四个字：国家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