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无声，一辈子无悔丨纪念黄旭华诞辰100周年

1958年，黄旭华接到通知：去北京出差。他拎着简单的行李就上了火车，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要参与一项国家最高机密——核潜艇研制。

当时领导对核潜艇研制工作提出三大要求：其一，核潜艇研制工作机密性极高，要准备干一辈子，进来就不能出去，犯了错误也不能离开，可以做杂务打扫卫生；其二，不能泄露单位名称、地点、工作性质和任务；其三，要默默无闻隐姓埋名，当一辈子无名英雄。

当被问及能否接受时，黄旭华毫不犹豫答道：“能适应，而且是自然适应。”

多年后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参加核潜艇工作，我就像核潜艇一样，潜在水底下，不希望出名。”

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他接下来三十年每一天的真实状态。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自己在做什么——包括自己的父母。他的父亲直到去世，都不知道儿子这三十年在干什么。

黄旭华在葫芦岛试验基地

核潜艇研制之初，中国一穷二白。没有资料、没有技术、没有专家、没有设备。有人问黄旭华：条件这么差，你们怎么办？他说了四个字：“骑驴找马”。而这句话，也是他一生的座右铭。

“驴比马走得慢，但你先骑上驴，一边走一边找马。再没有条件，就迈开双腿，也要往前走。”

当年的“驴”是什么？是算盘、是计算尺、是磅秤。

核潜艇有成千上万个数据需要计算，美国已经开始用计算机，黄旭华他们只能靠算盘、计算尺和稿纸。一个数据，两组人同时算，算几个礼拜，如果结果对不上，全部作废重来。黄旭华后来笑言：“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关键数据，大部分出自我的那把算盘。”

潜艇下水前要控制重量重心，没有精密仪器，他们就在船台入口放一台磅秤，所有拿进船台的东西都要过秤，登记在册，确保与设计数据一致。

靠着这些“骑驴找马”的土办法，1970年，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中国也由此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88年，舷号404的“长征四号”核潜艇按设计极限在南海进行深潜试验。这是一次十分危险的试验——美国“长尾鲨”号核潜艇就是在类似试验中失事，129人无一生还。

当得知舰上操作人员承受着超常的心理压力时，黄旭华亲自与他们对话，让他们对试验成功树立信心。座谈会上，他宣布要上艇与大家一起参与深潜试验。他说：“作为总设计师，我要为这条艇负责到底，我必须下去。”

最终，“404”艇抵达水下极限深度，成功完成预定的深潜试验。64岁的黄旭华是世界上第一位亲自参与极限深潜的核潜艇总设计师。出艇后，他写下十六个字：

“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他特意选了两个字：一个是“痴”字，一个是“乐”字。痴，痴迷于核潜艇，献身核潜艇的事业无怨无悔。乐，乐在其中，对待任何事物都是乐观对待。

2016年10月，黄旭华做客央视《开讲啦》，在接受采访时，谈及家人哽咽落泪，仍目光炯炯地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离家30年，他从未告诉父母自己在做什么。父亲病重，他没能回去；父亲去世，他没能奔丧。母亲从63岁盼到93岁，等来的只是一封封没有地址的信。

直到1987年，母亲收到一本《文汇月刊》，上面刊登了一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文章没有直接点名，但提到了“黄总设计师”和“他的妻子李世英”。母亲把文章看了好几遍，老泪纵横地把儿孙们叫到身边说：“三哥（黄旭华）的事，大家要谅解。”

1988年，黄旭华借着到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出差的机会，终于回到阔别30年的广东海丰的老家。93岁的母亲终于等到了自己的三儿子。

母亲去世后，黄旭华只在老人的遗物中选了一条围巾。他说“一到冬天，再好的围巾我也不用，只用她这条。生前我不能陪她，她走之后，有这条围巾，如同她永远跟我在一道。”

图左为1957年春的黄旭华，图右为1986年冬黄旭华与母亲的合影

退休之后，黄旭华仍然每天去办公室。他听力不太好，但思维依然清晰。有人劝他休息，他说：“我虽然退出一线，但责任没有完。世界上的技术竞争很激烈，竞争当中，你落后了就要挨打。”

那他还做什么？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新角色：“啦啦队长”。

“我还是有责任的，我现在的责任是给新的这一代当啦啦队长，给他们鼓劲儿。”

他把自己的奖金几乎全部捐出——约2000万元，用于国家的科研、教育及科普事业，鼓励年轻科研人员。

他说：“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希望通过我的捐赠，让更多人关注、关心、支持科研、教育和科普事业。”

90多岁的他，依然记挂着“下一代”。

黄旭华与青年科技工作者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