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脊梁 风骨永存丨纪念彭桓武院士逝世19周年

2007年2月28日，“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走完了他光辉灿烂的一生，享年92岁。从清华园的“物理痴”，到爱丁堡的“中国学者”；从战火中“播种科学”的教师，到核研里“集智攻关”的先锋；从甘当人梯的“科学伯乐”，到淡泊名利的“纯粹学者”。他用一生诠释了“科学家的价值，在于为祖国解决真问题”。

彭桓武（1915年10月6日—2007年2月28日），湖北麻城人。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0年和1945年先后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和科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理论物理学、核物理理论、反应堆理论以及核武器理论奠基人之一。

拒绝挽留的“中国学者”

1938年，怀着“求先进理论以救亡”的信念，彭桓武考取中英庚款留学生，辗转进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成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马克斯・玻恩的弟子——彼时的玻恩，正引领世界量子力学研究的浪潮。玻恩对学生彭桓武盛赞到“彭的思维敏捷如闪电，他的论文让我看到中国物理的未来”。

彭桓武，1940年在爱丁堡大学获博士学位

二战结束后，英国多家科研机构以高薪、优渥条件挽留他，甚至承诺为其建立专属实验室。但彭桓武毅然拒绝：“我来英国是学本事的，本事学完了，自然要回家。”1947年秋，他带着两大箱外文科研书籍、笔记，以及玻恩赠送的《量子力学讲义》（扉页题“致彭，愿你的理论照亮中国”），登上归国的邮轮。途经新加坡时，他在日记中写道：“船向西北行，心向故土飞——那里有更需要理论物理的土地。”

战火中的“科学播种人”

回到祖国，彭桓武先执教于云南大学，后重返清华大学。彼时的中国，理论物理研究几乎一片空白：没有专业教材，他就手写讲义，没有实验设备，他就去旧货市场淘来组装。学生杨振宁后来回忆：“彭先生的课，能把最抽象的理论讲得像‘讲故事’，他让我们相信，中国也能做出世界级的理论物理研究。”

1950年，他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并担任理论物理研究室主任。为搭建科研团队，他走遍全国高校，力邀周光召、邓稼先等青年学者加入；为开展实验，他走遍废品站捡一些可用作研究的旧金属。彭桓武有一次在天桥废品站寻找废品，却被公安人员怀疑为小偷或者破坏分子而带到派出所盘问，后来经钱三强解释后才得以释放。

有人问他“为何甘愿从‘世界级学者’变回‘基础建设者’”，他笑答：“没有地基，哪来高楼？中国的物理研究，得从‘0’开始扎扎实实干。”

“集智攻关”的理论先锋

1961年4月初，彭桓武奉命被调到当时的二机部北京第九研究所，顶替撤走的苏联专家，负责核武器的理论攻关工作。他创新提出“集智攻关”模式：将理论室分为“力学组”“核反应组”“辐射组”，每天晚上组织“讨论会”，让不同专业的学者碰撞思路。1962年，原子弹理论设计陷入瓶颈——临界质量计算出现偏差，他连续几天没合眼，用“变分法”重新推导，最终将误差控制在0.1公斤以内。邓稼先后来评价：“彭先生是我们的‘定海神针’，有他在，再难的理论坎都能过去。”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完成后，彭桓武迅速组织力量转向氢弹原理探索，他设计了三套氢弹研制方案，分别由周光召、黄祖洽和于敏负责。最后，于敏带领的研究小组率先实现了其中的一个氢弹设计原理。在明确氢弹设计原理之后，理论部科研人员很快融合在一起，完善氢弹理论模型并进行细致的物理设计。于是，在突破原子弹后的两年两个月的时间内，再次突破氢弹原理，取得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又一个里程碑式成果。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投试验成功。

甘当人梯的“科学伯乐”

“搞科研不是‘单打独斗’，要让更多年轻人站在肩膀上。”这是彭桓武常说的话。在核研团队里，他从不独占成果：每次理论突破，他总把年轻人的名字写在论文前面；遇到荣誉，他总推让“是团队的功劳，我只是牵头人”。周光召、于敏、黄祖洽等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或院士，都曾受他指导。于敏曾说：“彭先生教会我的，不仅是公式推导，更是‘把理论做有用’的科研态度。”周光召曾说，彭桓武是中国“核物理理论、中子物理理论以及核爆炸各层理论的奠基人，差不多所有这方面后来的工作者，都是他直接或间接的学生”。

1978年，周光召和彭桓武在桂林合影

晚年的他，仍坚持在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指导研究生。90岁高龄时，还会拄着拐杖去研究所，坐在会议室后排听年轻人汇报，偶尔插话：“这个推导可以试试用‘路径积分’方法，或许更简洁。”他拒绝研究所为他安排的特殊办公室，说“和年轻人挤在一起，才能听到真话、看到新想法”。

淡泊名利的“纯粹学者”

1995年，80岁的彭桓武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100万港币。当时他身患多种疾病，有人劝他去美国看病。但他说：“对我说没用，我生活足够了，加这一百万不加这一百万，这一百万等于白搭。因为你一个人只能用那么多钱。大夫给我限制的，我只许吃一天一个鸡蛋，吃两个鸡蛋都不行，那个钱有什么用？”

他把这100万全部设立了“彭桓武纪念赠款”，奖励那些为核事业做过贡献的科学家。35个科学家，每人分到3万人民币。

记者问他，三万块钱能表达什么、能解决什么？他答得很淡然：“没那个意思，就是表示纪念而已。就是纪念当初合作过、工作过就完了，就是个纪念的形式，这钱的多少没有什么用处。”

对于名誉和职务，彭桓武也很淡然。他曾担任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但因从未提过案和从未发过言而自己给自己“革了职”。

2007年2月28日，彭桓武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在遗嘱中，他写道：丧仪从简，不举行任何会，骨灰不存任何公墓，归返自然。“两弹一星”金质奖章赠给军事博物馆，书赠送理论所图书馆。他把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把50万积蓄捐给中科院理论物理所。

记者曾问他：“您为国家做了这么多，您留给自己的是什么呢？”

彭桓武的回答简单而深刻：“留给自己的就是乐趣呀，做事的乐趣！"

2008年，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赠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左二为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原所长、彭桓武先生的学生周光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