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丨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拉拢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构筑了主要针对中国的“新月形包围圈”。美国多次扬言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面对这样的核威胁,新中国的领导人迫切感到发展国防尖端武器的重要性。恰逢其时,钱学森于1955年回到祖国。1956年2月4日,周恩来在叶剑英、陈赓的陪同下会见钱学森,并委托他起草组建导弹科研机构的报告。

图|钱学森起草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
2月17日,钱学森受命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简称“意见书”)。因保密起见,对外用“国防航空工业”一词代替导弹火箭,这个意见书可谓是我国导弹航天事业发展的奠基之作。在《意见书》里,钱学森首先指出了我国航空工业的现状:“我国现在航空工业是十分薄弱的,我们最近才从飞机修理阶段转入飞机生产阶段,有了飞机工厂和喷射式推进机厂。但是这两个工厂现在完全依靠苏联供给的图纸,自己还不能够设计新型飞机,更不能做出为设计用的工程及科学资料。随后,钱学森详细论证了科学研究在航空工业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健全的航空工业,除了制造工厂之外,还应该有一个强大的为设计而服务的研究及试验单位。应该有一个作长远及基本研究的单位。”“为什么为设计而服务的研究和长远及基本研究有分别呢?”一是研究性质不同。为设计而服务的研究有很大的计划性,必须要在某一时期内完成某一工作,因此往往重点放在解决一定的问题,而不放在完全了解这问题的机理。相反地,长远及基本研究的重点放在完全了解一个问题的机理,因而我们不能把时间限制得过于严格;也必须要把工作定得灵活些,可以随机应变,探索新方向。二是研究所用的工具也有所不同。为设计服务的研究需要大型及重型设备。例如大型风洞、大型结构试验台,大动力的推进试验装备,高速推进机实验风洞等。长远及基本研究不需要大型设备,但要比较突出而精细的实验及计算工具。例如高温及高超音速风洞、二元低骚扰风洞等。三是两种研究所需要的工作人员也不同。为设计服务的研究,需要对生产过程彻底了解,对研究能大力推进,按时完成,不怕时间上的压力的工作者。长远及基本研究,需要对基本科学如数学、物理、力学等能完全掌握,能对一个问题深入探讨的工作者。当然,有的科学家,两方面的能力都有,两方面的要求都适合,这些人就是关键人物。
钱学森还进一步指出,我国国防航空工业应该建立起研究、设计和生产三个部分。如果只能靠自己,非二三十年办不到。要在短时间内做到,非争取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的大力帮助不可。我们以为在原则上是研究、设计和生产三面并进,而在开始时,重点放在生产,然后兼及设计,最后兼及研究。这个方案不仅为中共中央进行决策提供了依据,而且其立足于自主研制的指导思想与发展目标坚定了中共中央创建导弹事业的意志和决心。
在报告的最后,钱学森还提出了详细的工作计划,比如立即成立国防部航空局,为全面领导机关;选择我国航空最高技术人员10人左右赴苏学习;选派大学毕业生,一是到合作国家去学习导弹火箭制造工业,为制造工厂准备。二是选300人去学习设计和研究,为建立航空设计院准备;逐年扩大中国科学院有关航空的研究工作,10年后要到600人,钱学森还列举了1956—1967年每年需要的毕业生人数和专业,并预计到1967年,共有工厂技术人员2400人、设计院技术人员5700人。
《意见书》既高屋建瓴又具体详实从发展计划到具体措施,从组织领导到执行机构,从预先研究到研制生产,从专业配套到队伍构建,几乎在每一个层面上都考虑得细致入微,具有很强的顶层设计指导性和微观层面的可操作性,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
1956年2月22日,周恩来在呈送毛主席审阅的那份打印稿上注了一笔:“即送主席阅,这是我要钱学森写的意见,准备在今晚谈原子能时一谈。”5月26日,中央军委召开会议,通过了聂荣臻综合钱学森意见提出的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的报告,中国航天正式启程了。
仅仅8个月后,中央就采纳了钱学森的建议,1956年10月8日组建了新中国的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且委任钱学森担任院长,后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院长。聂荣臻在五院成立大会上提出:“我们对导弹的研究制造,应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方针。”这一方针也成为五院的建院方针。

图|钱学森在“东风二号”的研制中指导和决策了许多关键性的技术难题
在他带领下,科研团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仿制“1059”导弹(后来被命名为“东风一号”),1960年11月5日,“东风一号”的导弹腾空而起,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争气弹”。1966年10月27日,他主持“两弹结合”试验,导弹携核弹头精准命中靶心,中国从此拥有实战核威慑能力。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牵头成功组织实施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发射,这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在赞誉面前,他说:“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我个人不过适逢其时,做了一点点事。”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1989年,钱学森获得“小罗克韦尔奖”时,这句感言让世界动容。晚年的他,虽已无法亲临发射场,却始终牵挂着航天事业。2003年10月16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返回,92岁的钱学森亲笔写下:“热烈祝贺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向新一代航天人致敬。”从“1059”到“神舟”,从“东方红一号”到“嫦娥”探月,他用一生践行了“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誓言。正如他所说:“人民说我为国家、民族做了点事,就是最高奖赏!”
参考来源:《钱学森传》“钱学森图书馆”公众号等。